一

对冯仑来说，“野蛮生长”是人生最重要的注脚之一。

作为地产界的大享，足够的威望、气势和精力似乎是铁定必需的，二十年前的冯仑估计也会这么认为，那时他满脑子做事业的冲动，雄性的欲望张扬着呼之欲出。在《野蛮生长》中他写道：

我们那时走了十三个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而现在，他从外面进来时，完全不是一个枭雄向我们走来的排场。他把皮衣脱下来，理一理放在身边的椅子上，动作体贴，贴身的白衬衣，不新，但细心熨过，带着家庭生活的味道。普通的公文包。如果有世事磨练，那也只是让他的五官看起来没那么凌厉，事实上，他笑起来时会让人觉得一切都好商量。总之，他看起来甚至不比电视剧里的演员更像一个统领近百亿资产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传奇的经历不是他最值得夸耀的地方，这世上也一定有比他更具传奇色彩的人。但他见证、参与着这三十年来国家的变革，在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诞生、壮大的浪潮中一直拼到今天，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经历其实已经脱离自我体系，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他的开诚心、布公道，我们很快就感受到，这人功成名就，而身不退心不老。“野蛮生长”仍在，只不过，它更多地是一种理性的收发自如的力量。

冯仑自己比谁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中他写道：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到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我们在戈壁滩上，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好享受。侠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一切皆随心性。

二

野蛮生长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必须的。只不过，对冯仑来说，这得分为树苗和野草两种生长方式。

之前，冯仑是一棵主流社会的树苗。那时他是西北工大七七级本科，中央党校的八一级硕士，毕业之后依次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等部门轮职，像王岐山、娄继伟、周小川、吴晓灵这些人物，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一起做理论研究。一直到现在同学聚会，二十八个同学只有二个半在体制外。当时，他们有两句话：“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心中也只有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的想法，人生的宏伟报负和自视之高由此可见。

但命运对他另有安排。1989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变化影响了非常多人的人生的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仑和一帮朋友开始走出来打工，最后创业。就这样，他成了一株自生自灭的野草。

现在回过头去，可以看到社会进步了很多。但对当时的冯仑来说，委屈、不解、愤懑……百般滋味都有，但最重要的是，不愿意就此放弃。但冯仑很快迈过了这道坎，从思想上——事实证明，不只是他一人，甚至是这个国家都在那时在试着迈过这道重要的坎。

冯仑一直非常偏好历史和哲学。虽然专业上读的是经济政治和法律，但他有强大的历史感和反省能力。什么是有历史感的人呢？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历史舞台剧的演员，不光是书上的死人，还有眼前的活人，不光是别人，还有自己，研究自己，自己在眼前的历史阶段中要怎么扮演，周围环境又发生了变化，自己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是什么位置……那个时候，他在反省中发现：以企业的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也是可以的，而且在中国未来，商业文明要建立，必须有更多的人去参与企业，不能都在机关里和体制内。

他觉得这也行，也挺好。想通之后，这株野草就开始野蛮生长。

三

偶然的机会，冯仑进入赫赫有名的“南德集团”，成为牟其中的手下。牟其中是中国最早的新型民营企业家之一，十分传奇，而且有他最为独特的江湖方式。据说，后来南德的资金链出了问题，牟其中就在院子里大喊：管钱的人逃跑了！煞有介事地报案，然后就把银行催账的时间就躲过去了。牟其中像一篇到处是错字和病句的作文，让刚下海的冯仑一再思考着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理性的思考再一次让冯仑区别其他人。当时民营企业完全是一片没有规则的天地，运动员和裁判都没准备好，场上一片乱，后来的郎咸平将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形容为大多带有“原罪”。而冯仑在1991年挣到海南的第一桶金后，迅速和王功权、王启富等朋友（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一起坐下来，研究企业的价值观和未来的定位，他们当时定了四句话，叫做“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当时的“六君子”心意相通，后来王石曾经问他们因何而啸聚，冯仑说就是仗着一种理想主义。王石不以为然，但他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因为各自的商业理念和发展战略，果然不得不分道扬镖，但理智依然控制着局面，他们得以“江湖式进入，商业式退出”。野蛮，它只是一种向上的冲动和力量，却不是胡来。

1995年的时候，冯仑碰到一个朋友，问他忙什么呢？对方说：不是往里边送，就是往外捞，总去找公安。因为他们四五个合伙人掐起来了，没有办法解决就打，最后全都进去了。那时候都是江湖方式，而万通跟他们不同，他们用理性的商人的方式，用制度来解决问题，这个重大的一个不同，导致了万通后来一直是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没有再出大的乱子。对此，冯仑笑着打比方，我们总不能还像太平天国那样吧，起义成功了，兄弟反而开始打打杀杀，我们总要比古人进步一点。

这样的理智，还体现在另一层含义上。树木长得过快时，反而不易开花结果。当时，民营企业“原罪”式的起家和发展，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初期的高速扩张之后，万通也出现企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瓶颈。万通的十八年，有十年资产是处在负数之下。对男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冯仑又一次自我反省，然后主动做出了收缩的决定。于是，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一个便失落一次。

然而，历史证明这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代价。2000年前后，德隆集团的失败就是另一种悲惨的结局方式。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德隆走了一条和万通相反的路，编了很多故事，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

当时冯化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说到底，是男人张狂、征服的本性和称雄的虚荣心把事业误导了。1997年，冯仑开始宣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其实，解决危机的唯一秘密就是牺牲。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如今，五十知天命的冯仑从内心底明白：牺牲精神对一个男人来说更重要，它是坚持理想和责任感的必须。

现在，在万通新办公楼的走道里，在冯仑的办公室墙上，依然挂着“守正出奇”这四个字。这是朋友王鲁光送给他的，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这四个字一直提醒他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然后再出奇制胜。

所谓野蛮生长，它的土壤却是一生的理智。



刊于《生活》二十九期